1、观众提问王文教授：您去过很多国家，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沿线很多国家的政局不是很稳定，也有一些排华的思想。我想问王教授，民营企业去海外出借，在保护自己资产方面有什么方法？国家层面上会有什么考虑？比如说会不会多造几艘航空母舰之类的？

  王教授回答：我们面临着部分国家政权动乱或者更迭速度非常快的政治和地缘风险，这是要承认的。我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三种情况，两种情况不需要担忧政权更迭的风险，只有一种情况要担心。

  一种情况是企业真正扎根当地所在国，确实为当地服务，扎根非常深，跟当地社区、当地就业一起，融入到当地社会。像很多企业到中国来也融入中国社会，这种情况下，无论哪个政权更迭，都愿意留住你这个企业，都愿意为你提供很好的社区服务、就业服务，因为怕你走，你走了他的就业就保证不了。

  第二种情况，这个企业本身对他们非常重要，中国对他们很重要，巴基斯坦、泰国、缅甸等等，中国对他们是很重要的国家，无论哪个政权上台都愿意搞好两国关系，所以这种情况也不用担心。

  第三种情况需要担心，往往风险出现在这种情况，中国企业摆着一种捞一笔就走，他想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捞一些企业，比如能源、资源，想捞一笔，然后贩卖到中国来，赚一笔就走，这种情况当地不欢迎，国内也会觉得你投机，这种时候你是要担心的。

  回过头来讲，无论对民企还是国企、央企，我反复强调自己的思想，我在《参考消息》发了一整版文章，说“一带一路”提升了中国人的全球观。过去我们没有像现在这么关注西方以外的国家，现在我们都在关注西方以外的国家，我们进入了全球公民时代，我们就要成为全球人，这时候要想象中国如何跟全世界全面融合。

  2、观众提问广发证券廖凌：您怎么看待海外的工程项目多数面临亏损的状况？第二，中国海外出借项目在转型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欧美发达国家的竞争，比如说日本在东南亚市场已经深耕了十几年，中国是否有机会能够在这方面超越欧美发达国家呢？

  廖先生：以前对外工程的公司在做项目的时候会面临比较多的亏损，现在的情况有没有变化呢？我觉得是在潜移默化的变化的。最主要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可以看到区域布局的变化。最开始“一带一路”的项目很多都是集中在亚洲一些欠发达地区的项目，但是现在这个布局，看到东盟的项目越来越多，这些国家的偿付能力相对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情况在改善。第二块，以前不知道怎么做“一带一路”带来的恐惧，所以是的我们在运作“一带一路”项目的时候也面临比较多的不确定性，这使得企业也面临比较多的问题，但是，随着战略不断往前推进，这个风险也是不断降低的，情况也不断改善。随着海外标志性项目不断落地，这种是可以少关注一点的，毕竟“一带一路”项目有风险，也有巨大的收益，我们认为拓展“一带一路”项目的时候，海外出借公司风险偏好可以放的稍微低一点。

  第二个问题，海外竞争的时候也面临欧美发达国家的竞争，我推荐方向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我建议大家重点关注海外竞争中中国本身比较优势的领域，我没有把工程机械放进来，因为竞争力太强了。现在的情况是“一带一路”的量还不是特别大，所以我们可以依靠性价比优势迅速占领市场。如果“一带一路”的内涵和区域扩大，假设扩大到美国、日本、欧洲，这些海外比较优势的企业也会参与到这种竞争。中国这些企业不单单只能依靠性价比优势来占领市场，你要突出核心竞争优势，但是这些领域可能不是非常强竞争优势的，所以我会找比较强竞争优势的领域。为什么我比较看好高铁领域？在美国，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年以来两个州里面有将近三四十亿元的合作项目，美国的项目也会找中国的龙头公司来合作，这证明了比较强的竞争优势。未来我们出借和项目合作的时候要重点关注这类企业。这是个人的理解，有其他意见可以再沟通。

  王文教授的补充：说海外项目绝大多数是亏损，我不知道这种判断从哪里来的，尤其是深圳不应该这样，像深圳的华为绝大多数盈利都是来自海外，就是因为海外的成功打造了这么大的企业，像印度40%的智能手机都是小米、华为。

  说到风险，你去伊朗、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绝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都真的像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一样，百废待兴。很多企业家去伊朗都是我介绍的，企业家回来说满地是黄金，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采。就是因为美国原来制裁，现在解放了。那边都是劳动力，四十多年基础设施没有建了，满地是黄金，你会不会采？你就怕，说伊朗很危险。泰国也一样，东南亚国家也一样。